死亡率第一的贡嘎主峰

截至2017年10月，共有32人登顶，21人遇难，死亡率65.6%，远高于14座8000+中最高致死率的安纳普尔纳（33.8%）。

1930-2002年贡嘎山攀登记录

信息来源：《伟大的贡嘎》，作者：小毛驴

显然，如此骇人的数据并没有阻挡登山者们进一步接近这座“蜀山之王”的脚步。其中缘由，固然不是偏执地寻求与众不同般肤浅，而是早在87年前就被英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道明了：

贡嘎日照金山。图片来源：山友“网际飞侠”发布的《贡嘎雪山的超级观景平台——子梅垭口与里说垭口》

走进寒冷、灰色的黎明，但见前方万里无云的天空下，一座无与伦比的金字塔——雅博雅（即木雅贡嘎）傲然挺立。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妙绝伦的山峰，墨绿色的天幕下，那座冰雪金字塔呈现出灰色，然后又换作银色，但后来当太阳最初的光芒吻了上来，雅博雅的山顶涂上了一溜金黄。

（原文来源：1930年10月刊美国《全国地理杂志》（现《美国国家地理》）载入的《The Glories of the Minya Konka》，作者：Joseph F. Rock 翻译来源：《伟大的贡嘎》，作者：小毛驴）

正因这样的美妙绝伦，自1957年那次国人首登贡嘎主峰后，60年来共有数十支队伍，不遗余力地想一亲芳泽。

信息来源：《伟大的贡嘎》，作者：小毛驴

其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也流传了许多的传说。接下来要说的，是发生在国人身上的两个故事：一个止步于6700米无奈而归，一个在攀登中痛失了四位同伴。

仅差一步之遥的尝试

2016年9月，心心念念了三年贡嘎的李宗利开始了正式的体能训练。他还清楚地记得2013年第一次见到贡嘎主峰的感受，以及与父亲的一段对话：

天空与峰顶似乎紧密相连，我听见了它的召唤。

我告诉父亲：“我想去那里。”

父亲说：“你去吧。”

“可是，我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你想去，就去吧。”父亲很坚定。（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2016自由之巅贡嘎主峰攀登先导报告》）

10月25日，李宗利、迪力夏提与童海军抵达成都，经过三天的徒步后，抵达海拔3800米的海子氹大本营。

10月29日，下着暴雪的大本营。图片来源：李宗利发布的《2016自由之巅贡嘎主峰攀登先导报告》

人大的巨石——10月30日，因暴雪在大本营（海拔3800米）休整了一天的三人正式出发，经过了草甸、乱石坡等路段后，在海拔4400米处的乱石中建立了ABC。

次日，队伍打算提升至5200米扎营，却在4900米处打了一场攻坚战：

4900米的横切。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在海拔4900米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冰川横切面出现在我们左侧，小海（童海军）通过的时候，石头不断落下。

这段看似很近的距离，我们花了7个小时去完成。（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就这样，当天他们仅抵达了海拔5050米处，而为了避免因冰崩掉入冰裂缝，只得在“满是裂缝的孤岛上”扎下了C1营地。

途中经过冰壁区时，三人还险些被比人还大的石头砸中，

滚落的石头。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我们听到了异常的嘈杂声，停下来才发现，一块比人还大的石头落在迪力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我们寒毛直竖。（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11月1日，原本前往海拔6200米的地方建立C2营地的计划，被看似不远的路途耗没了，一直到傍晚5点半，三人直来到了海拔5800米处，并且筋疲力尽。

从C1至C3的技术攀登路线，看似都不远，但非常耗费体力与时间。图片来源：李宗利发布的《2016自由之巅贡嘎主峰攀登先导报告》

迪力出了状况——11月3日，在攀登海拔5800米以上的一段高山硬雪时，队员迪力出现了令李宗利从未预料的状况，

没过多久，迪力体能出现了状况，他变得虚弱，意志力消退，身体热量散失。

他开始用一种初学者的口吻询问我：“宗利，还有多远？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毫无心理准备的李宗利无法回应迪力的要求，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一片倾角为70°雪坡横布裂缝的冰川中，根本无法落地而坐。

艰难的互相鼓励下，队伍在天黑前抵达了C3营地（海拔6700米），顶峰近在咫尺，但天气却异常糟糕，雪花弥漫，疾风狂作。

前往C3营地途中，风扬起满天飞雪。图片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悬崖就在两米外——4日接近凌晨，意外发生了，并直接影响了整个攀登进程：

4日晚23点开始，巨风突起，睡了三个人的帐篷竟然都能被风抬了起来，在狂风中，顶级登山帐被撕裂。

直到十二点过，贡嘎山的“叹息”将我们三个大男人和整个帐篷抬起来挪动了半米，我们瞬间清醒了。我们努力寻找支撑，哪怕是尿液冲出的坑，以保持平衡。我清楚如果再滑动半米，我们就会被贡嘎山收为己用，我们将会长眠在冰川里。

我赶紧爬到帐篷的迎风面，努力把帐篷杆抽出来，但是徒劳的。我只好喊他们把帐篷杆折断，努力拉下帐篷让它贴紧我们的身体，我们三人一起行动，但仍然不断下滑。我们可以感觉到，离我们不到两米的地方就是悬崖。我们试图把帐篷当成一个球，向上方相对较宽的地方滚动，这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不清楚方向，只是按照想要的位置移动，我们感到欣慰，我们狠命的抓住折断的帐篷杆，努力的想让帐篷不会被风挂起来。（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5日早上清点装备时的情景，用惨烈形容不为过，

事实上，除了羽绒服以外，所有备用的衣物都没有了，背包只剩下一个，小海的鞋丢了一只。食物、炉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风吹走了。（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尽在咫尺的登顶路。信息来源：李宗利发布的《逐梦贡嘎 | 我们与顶峰只差一步之遥（攀登报告）》

无奈，三人选择在海拔6700米的地方下撤。

尽管最终没能登顶，好在三人都能安全下撤。然而，60年前的那次国人首登，却在登顶前后折损了四名攀登者。

四人永别的国人首登

自从1932年穆尔与布尔萨尔首登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人能再触及到这座“蜀山之王”的峰顶，直到1957年，六位中国攀登者打破了沉寂。

图中上右为穆尔。图片来源：alumni.hbs.edu上刊载的《A summit higher than everest》，作者：April White

六人挤在0.5平方米的夜——那年5月，技术尚处“年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中国登山队前身）队员丁行友、国德存、师秀、彭仲穆、刘连满、刘大义与史占春等共计29人（其中17人为登山者）踏上了前往攀登贡嘎的路，队伍年纪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20岁。

1957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

5月14日，登山队经银川辗转，带着雇佣的60匹马和40匹牦牛驮载的物资，抵达了贡嘎寺（Konka Gompa）。休整三天后，队伍于17日早上六点出发，沿着一条长约6公里的雪山冰谷（Valley of the Snow Peaks），边探路边搭建营地。

队伍抵达贡嘎寺所摄。图片来源：alpinejournal.org.uk上由史占春撰写的《THE SECOND ASCENT OF MINYA KONKA》

沿着崎岖的冰川冰碛跋涉了四个小时，队伍抵达了位于海拔约4300米处山脚下的一所小房子，并在此建立了第一个营地。正中午的太阳将队员们烤得灼热，许多人的脸上开始出现晒伤和脸疱，甚至有人出现晕眩。

夜幕十分，队伍达到了海拔约4700米的地方，并建立了第二营地。夜间，雷霆大作，暴雪侵袭，瞬间改变了贡嘎山的地貌：

裹挟着积雪和岩石的雪崩倾倒下来，仿佛是隆起来马上要爆裂的球。（信息来源：alpinejournal.org.uk上由史占春撰写的《THE SECOND ASCENT OF MINYA KONKA》）

漫长的冰川冰谷。图片来源：alpinejournal.org.uk上由史占春撰写的《THE SECOND ASCENT OF MINYA KONKA》

第二天清早，暴风停了，但侦察队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一条约500米高的岩石斜坡堵在了前路，上面铺满了松散的石头，幸运地是看起来好像还能通过。于是，队伍中的六个人相互平行小心走过，但身上背包的重量让他们很难保持平衡，几乎一整天都耗在了爬坡中。

然而，更令人绝望的是，当六人精疲力尽在夜幕中抵达坡顶时，发现周围除了悬崖，根本没有可行的路。

回头已不现实，扎营也全无可能，最终六人只得挤在一块0.6平方米（six feet square）的岩石平台上，双脚悬空紧挨着熬过了一晚。他们甚至不敢睡着，因为害怕一不小心掉下悬崖。

第二天，留守在第二营地的队员们知道了先行队员的遭遇，包括史占春等人决定沿着另一条路前进。经过一长段坡度大约70°的艰难破冰后，当晚他们抵达了海拔约5400米处，并建立了第三营地。

雪崩来了——第二天大伙醒来时，周边被浓雾所围，尽管有太阳，但辨不明方向，而前方却是一段似刀脊般的裂缝。

超大坡度的雪坡行走。图片来源：alpinejournal.org.uk上由史占春撰写的《THE SECOND ASCENT OF MINYA KONKA》

幸运地是，史占春、刘连满等人顺利越过了刀脊，在海拔约6187米的地方建立第四营地，并在此重新规划冲顶路线，拍照，绘图，做记录。连续两个晚上，暴风雪差点将全部的人埋掉，温度降至-20℃。

5月28日，团队遭遇了第一次巨大灾难。当时，留在大本营的剩余队员积极地做着攀登的拉练，当队伍抵达第三营地时，一场大型雪崩突然来袭。

与丁行友一同结组攀登的冰川学家崔之久，曾忆起过这段骇人的经历：

当我们从4400米的陡崖下部向上攀登时，突然遭遇了雪崩。全队13人从5000米处打下来，向上攀登时足足走了三个小时，而被雪崩打回原地只不过十几秒钟。

我当时和丁行友同一结组，我第二，他第三。当我被雪崩卷起而下坠时，甚至很庆幸，脑海中闪现了“这下我完了”的念头，身体轻飘飘地数次被抛起又落下，最后停在一个冰洞的半坡，身体被深埋住不能动。

我正使劲挣扎时，听到了近处雪下发出“救命”的求救声，我用力拉前面的结组绳，拉不动，知道组长已被埋在雪下，再拉后面的结组绳，发现断了。

我们终于爬出了洞口，而丁行友却遇难了。（信息来源：《中国科技探险》刊载的《47年后重返贡嘎山》）

在史占春的记忆中，丁行友是一位人缘颇好的年轻气象学家，当雪崩袭来，他被扫落了下来，埋没在了距离其余队友不远处，约1.8米的雪下：

花了30分钟，队友们找到了丁行友，脉搏已经停止。伙伴们不甘心，轮流进行人工呼吸，但还是没能救活他。（信息来源：alpinejournal.org.uk上由史占春撰写的《THE SECOND ASCENT OF MINYA KONKA》）

三人永逝——随后的几天，大家在沉痛中依旧与贡嘎上艰难的地形、天气做着对抗。6月10日，仅剩史占春、刘连满、刘大义、师秀、国德存、彭仲穆6人抵达“骆驼峰”，一堵坡度约为80°的冰雪坡，垂直距离约100米。

由于天色已晚，便就地扎营（海拔约6250米）。第二天，大家将绳子绑在了一起结组爬坡，但“当上去了才发现，前面是一个大概100米高的陡直悬崖，想退回去是不可能了，”于是结绳下降，整个过程耗费了足足三个小时。

驼背峰上就地扎营等待时机冲顶。图片来源：alpinejournal.org.uk上由史占春撰写的《THE SECOND ASCENT OF MINYA KONKA》

当下到悬崖底部时，望着眼前的顶峰，六个人却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雪崩，后援的队伍没有上来。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了，集中的所有食物，大概是20块水果糖，少量花生米和人参。（信息来源：《中国科技探险》刊载的《47年后重返贡嘎山》）

6月13日凌晨3时，六人放弃背包，带着国旗、温度计、高度计、相机、宇宙线测量仪和一只铁盒开始冲顶。

下午1时30分，六人一同站上了贡嘎峰顶。

登顶后的合照。

插上国旗、记录好登顶的数据与细节、拍好照并用冰斧切出了一块锥形花岗岩作为纪念后，大约2时15分开始分两组下撤（师秀、国德存、彭仲穆一组，史占春、刘连满、刘大义为另一组）。

没走出多久，诡异的天气就变了脸，电闪雷鸣，暴风肆虐，能见度锐降至十来米。正在六人踌躇要不要回撤找路，刘大义发生了滑坠，并同时带下了同一组的史占春与刘连满。

贡嘎多变的天气，是其难以接近的主要因素。

好在滑坠方向的悬崖边有一块凸起的石头，挂住了三人的结绳，逃过了一劫。然而，更大的灾难随之而至。

听到没了动静，处于上方的师秀三人往下喊：“怎么样呀？”另一头回应的“你们要小心”，话还未落音，师秀、国德存、彭仲穆也发生了滑坠，结果无一幸免。

在史占春撰写的《我们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高峰》一书中，对当时三人滑坠后的情形有过一段十分揪心的叙述：

悬崖相对高度有2000公尺。我们就这样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一声没有响地坠下了断崖，这种情形几乎使我们晕倒......

为了把更大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用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内心的沉痛。

6月16日，已经数天未进食的三人回到大本营。

除了以上的两次国人攀登，还有许多国外登山家们的尝试都值得铭记：

• 1983年，瑞士登山队登顶贡嘎，途中发生滑坠，1人遇难。
• 1982年，日本攀登者营原信和松田宏重返贡嘎山，在距顶峰50米处遭遇雪崩，前者遇难，后者坚持19天后获救生还。
• 1994年，日本队沿东北山脊尝试攀登失利，4人因雪崩遇难。
• 2013年，来自西班牙的登山队来到贡嘎主峰山脚，最终被C2营地前的一条12米，倾角为70°的冰坡拦住，无奈下撤。

总有些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追着梦，无论过程有多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