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博物 | 走进皮洛：见证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早期探索

从成都双流到稻城亚丁机场的飞机降落有点猛，像是砸到了跑道上，吓人一跳。更让人吃惊的是，机上发放的存有小面包的密封塑料袋纷纷炸裂。亚丁机场海拔4411米，是目前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我们要去看稻城的皮洛遗址，这是近几年有关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稻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趁此机会，我们走进皮洛、考察遗址、观摩出土石制品、听同行讲研究进展。我一直很好奇，在人烟稀少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为什么要登上青藏高原呢？他们是如何适应这里严峻的环境的？

在稻城我见识了什么是高原的挑战，严重的高原反应与水土不服，让我头痛不已、肌肉无力，还有呕吐、腹泻，吸氧服药之后才好起来。坚持看完了遗址与出土标本，我对皮洛遗址重要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首先，年代问题得到了解答。皮洛遗址有完整的文化堆积序列，从上到下，厚度超过两米，总共分为十层。青藏高原为抬升剥蚀区域，通常是难以找到地层的，以前发现的不少石器地点都暴露在地表，不好断代。皮洛遗址不仅有文化层，而且一下子发现了四个文化层，十分难得。四个文化层对应四个时期，最早的一期为砾石石器工业，以河流砾石为毛坯生产石片、砍砸器等，石器技术比较简单，这种石器技术在中国南方常见。第二期为阿舍利石器工业，出土手斧、薄刃斧、手镐等，手斧的形态稳定，比通常所见的手斧要薄一点，手镐比南方常见的也要稍小一点，这种技术主要流行于非洲与欧亚大陆西侧。第三期为小型化两面器石器工业，手斧本身也是两面器，这个阶段的两面器明显出现了小型化，从而与第二期区别开来。第四期是以石英为主要原料的石片石器工业。四个时期特征鲜明，比较容易区分。尤为难得的是，发掘者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光释光测年，得到一个完整的年代序列，文化层的年代从距今20多万年前到距今6万年前之间。科学的发掘、确凿的地层、系统的测年、完整的年代序列，的确让人很难再去质疑遗址的年代问题。

其次，有关手斧的怀疑也被否定了。皮洛遗址出土的手斧形态相当标准，两面加工，加工的深度超过中线，而且底缘也有除薄处理。与欧亚大陆西侧的典型手斧相比，除了对称性稍有不足之外，已经很难看出区别。国内其他遗址也发现过手斧，但形态往往不那么标准，大多底缘还保留有自然砾石面，所以有时只能称其为“似手斧”。皮洛遗址出土的手斧不仅形态典型，而且数量还多，在标本展台上就看到了数十件。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手斧共存的还有薄刃斧、手镐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组合。阿舍利石器工业的有无，对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而言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去数十年，中国的百色盆地、洛南盆地、襄汾盆地等区域都发现了不少类似阿舍利工业的石器组合。即便如此，由于部分手斧的底缘保留天然石皮，与欧亚大陆的典型手斧仍然有些区别，学术界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否有阿舍利工业仍然持怀疑态度。皮洛遗址的发现给予了充分的回答，再说中国旧石器时代没有手斧、没有阿舍利工业，已经不能成立了。

最后，问题回到开头，人类为何要登上青藏高原，皮洛遗址用自然条件给予了回答。从地图与现场来看，皮洛遗址位于小山包上，海拔3775米，位置非常好，数条溪流在山脚下汇聚，视野开阔，可以鸟瞰整个山谷。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能够瞭望是非常重要的。山谷正是县城所在的地方，古今人群都选择了这块福地。现如今，稻城亚丁是旅游胜地，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块净土”。这里有高原，有峡谷，下辖亚丁乡的香格里拉镇所在地方海拔只有2800米。山谷之中有森林、草地、农田，喧嚣的溪流就在房屋前奔流而过。夏日的峡谷多雨，雨后雄伟的山峰隐藏在云雾之中，给人带来一种不言而喻的威严与神秘。天气晴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远方的雪山。这里与青藏高原腹地还是有不小区别的，同样的海拔，腹地很难看到茂密的森林与如茵的草地。溪流还带来了丰富的砾石原料，可以生产石器。可以想象，当人类第一次走进稻城的时候，触目所及是成群的动物，悠闲自在，完全不知道害怕猎人。没有逼人的炎暑，没有烦人的蚊虫，水草丰美，完全是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如果人们只是夏季在这里停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拙著《史前的现代化》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从高原的文化生态条件出发，提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青藏高原的人群是农业群体，而非狩猎采集者。青藏高原的初级生产力与北极地区一样，资源密度非常低，还没有北极沿海地带那样丰富的鸟类与其他海洋资源，而且高海拔地区还会限制人的行动能力。狩猎采集者以流动的方式获取食物，北极地区可以利用雪橇、独木舟等交通工具，还可以利用海豹这样具有高能量的食物资源，这些都是青藏高原没有的。稳定地利用青藏高原需要得到农业的支持，语言学、体质人类学、DNA以及考古材料都支持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是新石器时代才登上高原的，稳定地利用青藏高原是新石器时代的事情。

不过，我还是有点低估旧石器时代人类探索青藏高原的努力。在皮洛遗址发现之前，青藏高原腹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尼阿底遗址，证明现代人早在三四万年前已经深入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地带。皮洛遗址则证明不仅现代人能够做到，前现代人也可以做到。他们不是一次，而是至少四个时期进入高海拔地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这些狩猎采集群体能否长年留在青藏高原之上呢？从理论上说，狩猎采集生活是有“天花板”的，即他们需要在能够流动的范围内持续稳定地获取食物。高原之上，缺少植被，动物稀少，人们需要扩大流动的范围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然而，稀薄的氧气反过来又限制着人群的行动能力。两方面困难的叠加大大降低了“天花板”的高度，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资源更加贫乏，没有充足的储备，是很难熬过冬季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没有农业（包括畜牧）的支持，就无法突破这个“天花板”。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人类走出非洲。早在大约600万年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分道扬镳，走上自己的演化之路。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在距今200多万年前，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随后亚欧大陆有了直立人。距今10万年前后（具体年代还有争议），现代人再次走出非洲，距今5万年前后，扩散到东亚地区，少量吸收了当地土著群体的基因，发展出后来的东亚人群。这是目前已知的基本人类演化框架，即人类历史上至少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扩散。亚欧大陆的直立人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与现代人同时期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也曾探索高纬度与高原环境，同样湮没在史前史中。在过去20万年里，包括现代人在内，不同的人群为这片未知的土地所吸引，不断登上高原。然而，用狩猎采集的方式持续稳定地利用这里稀疏的资源，从持续生存的角度来讲，即便能够度过寒冷的冬季，还存在人口数量与密度不足的问题，难以繁衍下去。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持续的努力并非完全失败了，还是留下了一些适应高原环境的基因，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探索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生命的本质。走进皮洛，可以见证旧石器时代人类探索青藏高原的努力。这是一部有些悲壮的史诗，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正因为这样的努力，人类才走出非洲，走遍世界，从世界之巅到浩瀚的太平洋，从热带雨林到北极圈。今天我们看到数个中国科研团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考古工作，众多学科相互合作，一批又一批研究者走上高原，其中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许是因为困难，因为还有那些未解之谜，因为我们想知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