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师、仁波切、活佛、法王之间的关系

原创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很多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但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

曾有一个朋友眉飞色舞的跟我说：“我拜了活佛为师，准备跟他修行藏传密宗！”

我问道：“你上师是哪系的传承？”

他说：“不知道，反着别人都称呼他——仁波切！”

我哑然失笑，继续问道：“你以前修行过藏传显宗？”

“没有！我直接从密宗开始！”

看着他激动的脸，我只能说：“你最好谨慎点！”

这就是绝大数人，对藏传佛教的基本认知，既不清楚最基本的尊称，也不了解最基本的修行规则。

一、上师

“上师”是个泛称，是对德高望重、垂范世人修行者的尊称，语境基本可以等同为藏语中的“喇嘛”。

“喇嘛”是藏语“bla-ma”的汉语音译，为 bla（上）与 ma（人）的复合词，意指上德之人。

等同于梵语中的“固茹”（guru），意即“师匠”、“师范”，为古代印度人对其师尊的称谓。

由此可知，不是所有藏传佛教的修行者，都是“上师”或“喇嘛”。

对寺院中的年轻僧人，一般的称谓为“扎巴”或“觉姆”（女）。这两个称谓，基本等同于汉地寺院中“僧”与“尼”。

当然，如果你不想弄得这么麻烦，一律敬称为“师父”，也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这世界上没有一种叫“喇嘛教”的东西。

佛教系统里，只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个分支，不能因为藏传佛教独有一种“喇嘛”的称谓，就将其称呼为“喇嘛教”。

就像曾有位上师反诘过：“汉地也将僧人称为‘和尚’，那是不是有种‘和尚教’？”

既然，大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就最好尊重别人的称呼习惯。

二、仁波切

“仁波切”同样是个泛称，是藏文“ rin-po-che ”的音译，藏语中“仁波”是“宝贝”、“珍宝”之意，“切”是“大”。

按照比较诙谐的东北话来说，仁波切就是“大宝贝儿！”

“仁波切”是藏区最常用的泛称，用以称谓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单纯从词义上说，“仁波切=上师”。

但因为藏族信众拜见或谈论活佛时，一般均以“仁波切”相称，而不用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呼其名。

导致，很多人认为“仁波切=活佛”。

要知道，“活佛”是特指称谓，用以指代某拥有转世传承系统的修行者。

一般来说，在三种情形下，僧人会被尊称为“仁波切”：

其一是学问堪为楷模者；

其二是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

其三是转世高僧（即活佛）并获得认证；

套用一句广告词，“不是所有仁波切，都是活佛！”

三、活佛

活佛作为在藏传佛教中拥有特定转世传承的存在，用有专用称谓“朱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意思是“转世者”或“化身”。

严格意义上说，汉族人习惯称呼的“活佛”是种不准确的称谓。

因为，藏族“朱古”一词里并没有“活的佛陀”含义。

需要注意一点，佛教从天竺发源，传至汉藏两地时，在梵文翻译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由于很多梵文名词，很难用一两个汉语词汇准确描述。

在早期梵和汉对译时，这个令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被大译师们以汉文音译的方式解决。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和“菩萨”。

“佛”（梵文音为buddha），在汉文中音译为“佛陀”。

“菩提萨埵”（梵文音为bodhi-sattva），在汉语中音译为“菩萨”。

由于是音译，在汉语语境中，我们不可能了解“佛与菩萨”的本意。

但有趣的是，藏文对译梵文时，大多采用意译的方式。

因此，我们能从藏文中了解很多梵文的原意。

“佛”在藏文中被翻译为“觉悟”、“觉悟者”。

“菩萨”则被翻译为“心中印证了菩提之道的人”、“一步一步走向解脱”。

所以，按照藏文的翻译“佛”是“觉悟了的修行者”，又何来“活”与“不活”的问题呢？

由此可见，“活佛一定是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活佛”，二者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

四、法王

法王在藏传佛教称谓中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严格意义上说，“法王”的荣衔代表着中央政府，对某一教派或某位高僧地位及影响力的认可。

明朝定鼎后，一改元朝“独尊萨迦（派）”的治藏策略，采用“多封众建、分权制衡”的措施。

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朱棣、朱瞻基父子相继封了“三大法王”和“五大地方教王”。

按获封先后顺序排列，分别是“大宝法王”、“大乘法王”、“辅教王”、“赞善王”、“阐教王”、“护教王”、“大慈法王”。

从教派分野上看，噶玛噶举派获赐一个法王（大宝法王）、一个教王（护教王）；

萨迦派拥有一个法王（大乘法王）、两个教王（辅教王、赞善王）；

格鲁派拥有一个法王（大慈法王）；

止贡噶举派拥有一个教王（阐教王）；

帕竹噶举派获得一个教王（阐化王）。

在明朝的多封众建之中，可以看出两点：

首先、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派影响力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法王”与“教王”间存在等级差别，“法王”代表其教派在整个藏区拥有影响力。最典型的便是“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尊号前均有“领天下释教”的定语。

而“教王”则是肯定其教派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足够值得认可的影响力。典型案例为，当时卫藏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帕木竹巴政权所在的帕竹噶举派，只受封为“阐化王”。

其次，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先后获赐法王，足见其教派在元朝、明初的巨大影响力。

而格鲁派最后获得法王尊号（宣德九年，1434年），可以看出格鲁派后起之秀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上说，“法王”的地位远高于一般活佛，更不用说仁波切了。

同时，也只有获得了皇帝敕封，手持中央政府金印、金册的法王，才是货真价实的法王。

不过，除皇帝敕封外，藏区的“法王”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公推。

这种公推法王的案例，最早应算吐蕃王朝时期的三位赞普松赞干布、墀松德赞、墀祖德赞。

他们均因在位期间，对佛教弘传做出重大贡献，而被后世推举为“吐蕃三法王”或“前弘期三法王”。

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法王”相当于是对佛教有重大贡献之人的尊称。

综合上述两种途径可知，“法王”之名要么是“被政府认定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教派领袖”；要么是“对佛教拥有重大贡献的教派领袖”。

这两种法王，可以简单区别为“在朝法王”和“在野法王”。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上师、仁波切、活佛、法王间的地位差别。

大概可以这样定义“上师≈仁波切≤活佛≤法王”。

但法王和活佛在历史上的地位高下，还要看其所处的时代，及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

在明朝时期，法王不论是地位还是影响力，均高于一般的活佛。

但因清朝奉行“兴黄教以安蒙古”的政策，导致格鲁派四大活佛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分别控制了前藏、后藏、内蒙、外蒙，不论是地位，还是影响力均远高于法王。

最后，活佛与法王的认定，在政府层面均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和仪轨。

但近些年，随着信众数量的增加，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开始以“仁波切”、“活佛”、“法王”之名招摇撞骗。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内地某张姓著名演员的“坐床”闹剧，还有一个年逾四旬的歌手，也夸嚓一下成了“活佛”。

此类极不严肃的事情，在台湾也有类似案例。

一位台湾汉传佛教的道本法师，斥巨资捐助位于锡金的噶举派寺院，并因此获得了所谓噶玛噶举红帽系领袖夏玛尔巴的友谊。（此活佛转世系统，在乾隆年间就已被清中央政府禁止转世）

此时，恰好有位“洛本仁波切”去世，夏玛尔巴便指认道本法师为其转世。

这位已年过三旬，长期秉持汉传佛教的道本法师，瞬间变身藏传佛教的活佛。

一种本身非常严肃的佛教传承方式，被某些人弄得如此“狗血”，除了暴露自己的浅薄，也是对藏传佛教的极度不尊重。

堪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